时代先锋

生命铸就公仆魂

——记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原区委常委、组织部长 王彦生

文章来源: 作者: 发布时间:2014年07月21日 点击数: 字号:

   

      王彦生,男,汉族,1959年11月生,1975年参加工作,198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90年12月,任涉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;1998年1月起,先后任曲周县委常委、组织部长,邯郸市丛台区委常委、组织部长。2005年7月被确诊患脑部动脉瘤。患病期间,他仍恪尽职守,忘我工作。2009年2月4日,在赶赴丛台区政协会议开幕式前突然发病,不幸去世,年仅49岁。

 

    老支书江宋昌坐在屋里的沙发上,时而望一眼门外的山沟。小山村静悄悄的,天色渐暗,一弯明月挂在半空。

    这是2009年的深秋。13年前,位于太行山深处的后匡门村,遭遇特大洪水,冲走21条人命,“家家受灾,户户悲声”。江宋昌的表情中透着一股坚毅,说到王彦生时,他泪水再也憋不住了,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,抽泣不止,“咋能说走就走了呢?”

    当年的王彦生才27岁,他带着两个同事,徒步走了数十里。江宋昌和乡亲们看到他们时,彦生他们的鞋磨出了脚指头,手上也划出了血。

    乡亲们只知道他们是县上来的,看到他们肩扛的方便面,情不自禁,齐刷刷地跪在地上,“感谢党,感谢政府!”彦生也跪在泥水中,“我对不起大家”“有党在,有政府在,我们一定能渡过难关!”……

    时隔多年,后匡门村的乡亲们依然记得这个场景。

 

大山给予他男儿本色

 

    “山里人说话说了算,一片忠心可对天……”这句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中的唱词,从王彦生的嗓门中唱出来,别有一番真诚。“我的童年是在亲人们的可怜声中度过的。父亲为了我一直未再娶,相依为命而又严厉的爱自不必说,亲人们给我的爱使我终生难忘,无以回报。他们造就了我的性格特征……”这段话出自王彦生的博客《是童年给予我的性格》。

    王彦生为博客起名“山生”,其中有“大山儿子”的寓意。他的老家位于太行山深处,一个叫“西安居”的山村。八百里太行蜿蜒起伏,深秋的西安居村,静静地躺在大山怀抱里,幽静自然。院落不大,上下相叠,左右交错,山里的院落大都如此。

    1959年11月,王彦生出生在这里。和别的孩子不同,他的童年缺少了些“甜蜜”。

    家中独子,4岁时,生母病故。“穿百家衣,吃百家饭”,亲人街坊看到他,唏嘘哀叹。他常去小姨家,有时也住在邻居家,但他童年并不辛酸,因为大家的怜爱呵护,他打小就学会了感恩,对于旁人,也是以敬还敬。

    “相处二年情谊深,毕业分别回故村,广阔天地大有为,同为祖国献终身。”王彦生高中毕业时,写给同学们上述留言,他的同窗张何廷记得很清楚。1973年,张何廷和王彦生一同考入涉县鹿头高中。

    “当时条件艰苦,和别人相比,彦生更苦,别人来学校,都可带上母亲做的干粮,他没这个福分。”张何廷说,大家尽量接济他,而彦生的饭也多是水拌炒面,吃窝头就水。但他很满足,“冬天冷,他就在小纸箱里放入找来的烂棉花取暖”,很多次帮同学补课。

    张何廷说,彦生爱好写作,不断向报社投稿,因此他收到很多报社寄来的笔记本或写作书籍,“在全校挺有名气”。

    1977年恢复高考,王彦生考到原邯郸地区工业学校,“学的是化工专业”,毕业被分配到涉县化肥厂。

    王彦生常和女儿玉洁谈起年轻时的经历。玉洁说,父亲曾在涉县150电厂当过民工。石头瓦块儿、沙石水泥,住在席棚里,冬天,被子冰凉;夏天,又潮又闷。

“这段民工经历是他‘最艰苦却又最快乐’的日子。”王玉洁说,父亲最大愿望就是能由临时工转成合同工。当大家休息时,他总会找一个安静的角落,用小石子在石板上写啊写,稿件经常在刊物上发表,在广播电台选播。

    1981年,王彦生被调到县委宣传部。采访,写稿,两年跑遍全县308个村,“每一个村,都要翻山越岭”。

    曾与王彦生同事8年的刘漳河说,山路多不通畅,没有车,完全靠步行。1985年国庆节傍晚,王彦生拉着刘漳河去上韩王山村,刘劝说明天再去,彦生说明天还有别的事。于是他们拿了干粮,夜间登上1000多米海拔的韩王山村电视转播台,三天后,《涉县差转台开始转播》的新闻稿在省报刊登。

    那几年,王彦生每年在地市级以上报刊发表稿件都在130篇以上,后被任命为宣传部副部长。

 

“很合群儿,很有亲和力”

 

    1990年12月,王彦生调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,分管基层党建和文字审核。

彼时,王海峰是他的直接下属。但论年龄,王海峰虚长彦生4岁。5年相处相交,可谓“同事加挚友”。

    在他印象里,这位年轻的领导没有“官架子”,平时说话的声音都不高,“很合群儿”,具有相当的“亲和力”。也因如此,同事们有了不愉快,总爱跟彦生聊聊。能忍能让,宁可自己委屈,不让别人作难。基层党建方面,涉县每年都会受到上级表彰,但王彦生个人,却总将表彰名额让出来。

    王彦生对于“官位”、“权力”看得很淡。他曾对王海峰说,我不适合做“大官”,只要能把工作做好,就问心无愧。

    一些文字材料在时间或是质量上出现瑕疵,王彦生总是主动担责,这让承担具体材料的工作人员都过意不去。

    上世纪90年代中期,年终干部考核过多过滥,条条考核,块块考核,层层考核,各个部门都要搞考核,弄得基层干部每年要拿出两三个月时间应付各类考核。就此现象,王海峰与王彦生做过探讨,决定要写篇东西“指陈时弊”。

    不久,王海峰写出《基层干部对年终考核的呼声与建议》,彦生看后,肯定了文稿质量,但建议将个人署名改为“涉县县委组织部”,理由是,“这篇稿子一旦发出去,有可能会招来政治风险,用集体名义发稿子,可由集体承担”。

    果不其然。这篇稿子发出去后,当时河北省委5位领导做出批示。批件发至市县,引起不小震荡,原县委主要领导连夜开会,查问作者是谁、动机何在。

    王彦生表明是自己审阅了文稿,说明“完全是为了工作”,所写内容符合实际,“不仅不是问题,而是有利于改进工作”。此番话,化解了王海峰的个人风险。

 

一生的准则:做个好人

 

    付岩伟提到,1994年时,他感觉身体不适,彦生和他到医院检查,奇怪的是,他没有看到结果,第二天,彦生派人领他去省城复查,在送到手术台时,他才知道自己得了“食管癌”,而他母亲和爱人在签字时,才知道这一情况。后来,他听彦生解释,之所以那样做,是担心他年迈的母亲和情绪易于激动的爱人出现意外,也担心他平添心理负担。

    手术结束后,彦生拉着他的手,说“没事了,大家都等着你回来工作呢!”

    “彦生一直牵挂着我的健康,没想到,我的身体越来越好,他却英年早逝了……”说到此,付岩伟掩面而泣,再也说不下去了……

    对同事的这种情义,让大家凝聚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战斗集体。每每面对生活困难的老党员,彦生都心痛。无论到什么地方,王彦生都装上几百元钱,看到生活艰难的老人,就会尽微薄之力。

    王部长曾说,看到这些老人,他就会想起自己过早离世的母亲,想到孤独大半生的父亲,就不由自主地把他们都当作自己的亲人。

1995年,王彦生和他的同事江清海到龙洞村下乡。按照惯例,他来到老党员赵文书家中,当他看到赵文书吃的是硬邦邦的糠窝头,盖的是又硬又潮的破被子时,含着泪掏出了身上仅有的160元钱,让他换床新被子,改善伙食。也正是在那年,在他的主持下,涉县建立了“困难老党员补助金”这一关爱机制,一直延续至今,近年又提高了救助标准,扩大了救助范围。

    江清海说,这种特别针对老党员的关爱机制,在当时也是超前的。

    做个好人,恐是王彦生一生的做人准则,什么是好人?怎样才算好人?对于王彦生,所有受访者的评价几乎惊人的一致:那是个好人!2007年正月初四,王彦生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:“工作30年,变换过几个地方和岗位,从未刻意追求过名利之物,常怀感恩之心对待工作和生活。扪心自问,所得几何?和我共过事或接触过的人说一句:‘那是个好人’,我便心满意足。其实,怎样才算个‘好人’,我也不太清楚,但我喜欢‘好人’这个评价。”

    在为人处事上,作为父亲的王彦生常对女儿说,我不奢望你有多大的成就,但是,你必须先学会做人,凡事要以善为先,要做个好人!

 

面对灾区群众,以跪还跪

 

    1996年,王彦生匆匆从外地赶回涉县。他获知“洪水从西安居村中穿过,数十名乡亲下落不明”的消息后,不由心头一紧。

    西安居村是他老家,家中尚有年迈老父,还有许多关爱自己的乡亲。同时,西达镇、后匡门村已中断交通通信5天,接受了去西达镇、后匡门村的任务后,他毅然决然赶往灾区。

如今,通往后匡门的山路已铺成油路。但路面依旧狭窄,且随山势延伸,晃荡了近两个小时,才到了后匡门,同行中有人受不了颠簸,竟呕吐不止。十多年前,路不成路,沟壑遍布,王彦生是怎么来的?

    泥石流冲毁了千余间房屋,20多人被冲走失踪,上百人受伤,数百人无家可归。乡亲们看到他后,情不自禁下跪在地,王彦生以跪还跪,声泪俱下……

    那几天,王彦生就住在江宋昌的家里,“那个孩子眼窝浅,对待老百姓的感情真,见大家受难,他的眼泪几乎就没断过。”

    江宋昌说,夜里,王彦生睡不着,几次摸黑出去,看着老百姓哭,他也哭,几天没吃几口饭,“那个孩子浓眉大眼,他和乡亲们一道,用手刨出遇难群众的尸体,又刨出了与外界联系的通道,手都刨得流了血……这种感情,可谓‘血泪相连’。”

    在一次聊天中,江宋昌知道了王彦生是西安居村人,惊讶而又略带责怪地说,“你们那里也遭灾了呀!你这孩子,咋不回去看看呢!”王彦生说,“安居和匡门,都是我的父老……”他后来知道“那个孩子打小就没了母亲,是乡亲们把他养大时”,似乎也明白了王彦生那番话的真诚,“像这样的好官,永远都活在老百姓心里头。”工作人员在整理王彦生的资料时,找到了他当年写的入党志愿书。其中写道:“我从小就失去了母亲,没有人民的哺育和党的教育,就不会有我的今天。为此,我将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忠诚于党的事业……”

    1998年1月,对于王彦生来说,是他人生中一次大转折。这一年,他被任命为中共曲周县委常委、组织部长。从此,他走出了大山。

 

“他对老百姓的亲是真亲”

 

     曲周属平原地带,正处邯郸东部,涉县则位于邯郸最西部,一东一西,两县相距近200公里。

     离开大山,王彦生依然保持着大山的品格。在曲周,王彦生联系帮扶东路庄村。该村位于曲周县的东南角,土壤贫瘠,一起风,沙尘四起。

     东路庄村原村支书张得顺常说,“彦生是一位真正把老百姓冷暖放在心上的好领导”。在曲周工作的5年间,王彦生每年都会来这个村20多次。每次来,王彦生从不跟乡镇领导打招呼,经常是和司机两个人,“很少在村里吃饭”。

     但也有例外,有次天色已晚。老支书再三恳求,终于留下,但约法三章:不动酒,不吃肉,不准其他干部作陪。张得顺说,“喝两盅酒,割二斤肉,就是普通老百姓也是家常便饭,再说这是我的心意。”王彦生坚持不让,最终只吃了一碗菜面条,一个馒头,完后踏上归途。

     每次下村,他都要走访生活困难的老人。1999年11月,王彦生来到李守仁家,看到他家上有老母重病,下有孩子上学,自己身体也不好,房屋破旧不堪,当场从兜里掏出100元,硬塞到李守仁手里,“给老人治病,孩子上学也不能耽误”。

每次来到东路庄,王彦生都到李守仁家中坐坐。在王彦生的帮助下,李守仁租赁了村里4亩荒滩地种树,加上六七亩棉花收成,两年前,李守仁把家里旧房子翻盖成了新房。

     1999年夏季,张敬超时任曲周团县委书记。他接到王彦生电话,一同去依庄乡看望一名贫困生。这个孩子的父亲早逝,母亲改嫁,一直靠街坊接济,求学之路将断。

王彦生见到那名贫困生后,把书包、书籍和200元送给他,鼓励“要坚持”。临走时,他留下电话号码,“有我在,一定不让你辍学,有困难就跟我打电话。”

     回来路上,王彦生拉着张敬超要喝两杯。在张的印象里,彦生不怎么沾酒,但那次他们在路边的一个小饭店里,要了几个菜,要了一瓶白酒。几杯下肚,彦生部长谈起了自己的身世,“我4岁就没了娘,没有父老乡亲,哪有我的今天啊,看到这个贫困生,想起了当年。”

     贾贵生曾是王彦生的司机。“一件绿色军大衣,生活简朴得让人难以相信”,他甚至看到王彦生贴身穿的那件吊带背心,“背心上有几个窟窿,上面印着‘涉县县委组织部七一表彰’的字样。”

     不论下乡还是开会,只要路遇老人,他总要停车捎一程,也顺便了解民情民意。次数多了,贾贵生便感觉这个领导跟别的领导“不一样”,“他对老百姓的亲是真亲!”

 

对待亲人,至孝至爱

 

     他走出了大山,老父尚在涉县。做儿子的心里明白,老人家为了他,几十年里未再续娶,含辛茹苦。王彦生曾对贾贵生说过,父亲白天干活,晚上回来洗衣服、给他辅导功课。

     在涉县时,王彦生为照顾父亲方便,帮找了个门卫的活儿,也算有了照应。只要有空,他都要去看看,那怕什么话都不说,只是为了看一眼。后来,老人家身体每况愈下,生活多有不便。思虑再三,他提议给父亲找个老伴儿,屡被拒绝,耐心做了两年“思想工作”,老人家才答应下来。而他,也把继母当成亲娘看待,一口一个“娘”,叫得老人家心里甜滋滋。

     如今相隔几百里,父亲和继母,是他最为放心不下的牵挂。

     初到曲周,无论再忙,时间再晚,身心再累,他都要与父母打个电话。再后来,王彦生索性将两位老人接到了曲周。在当时的县粮食局借了两间闲置房。“每天都要陪父母吃一顿饭。”如此孝顺,一度让周边居民不相信王彦生嘴里的“娘”竟是继母。

     为人夫、为人父,只是那份爱,爱得过于深沉。在曲周的5年里,妻子因为工作,女儿因为学习,都在涉县。打心里讲,她们都想团圆,可现实如此,家中事务只得靠彦生爱人操劳。

     在王玉洁的记忆中,每次回家,她都习惯地看一眼,家里是否多了双鞋子。“鞋子在,说明父亲回来了,心里就说不出的高兴。”玉洁说,大多时都是失望。

     彦生爱人回忆,他知道我不易,说家里的担子都压在我一人肩上,照顾老人,教育孩子,真是辛苦了!……等他退了休,就一定好好补偿……可是,再也等不到了……

     泪水流干了,嗓子也哑了。王彦生和爱人家离得并不远,当年介绍对象,好几个媒人找到她,结果说的都是“彦生”,“也是,可能这就是缘分吧,我是邯郸卫校毕业,他是邯郸工业学校,凭学习走出大山的人,在那个年代,不多。”

     家里有张照片,雪花飞舞,王彦生拉着爱人在雪地跑,俩人都在甜蜜地笑……

     他把手机和电脑的屏幕上都设成女儿的照片。在女儿出嫁那天,在众人面前,他控制不住情绪,突然间号啕大哭。女儿放心不下,打过来电话,他对女儿说:“爸爸能看到你长大成人,心里很高兴。可是,想到哪天我突然倒下,家里的重担就都落在你的肩上,爸爸心里舍不得啊!孩子,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,你都要坚强啊!”

     那被泪水浸湿的面容和哽咽的话语,深深地烙在女儿的心里……

 

看淡名利,看重事业

 

     作为组织部长,经常要面对“说情风”,有的还是关系较为亲密的人。有一位领导的亲戚在调往上级机关前,想在调动时把副科级解决为正科级,因为不符合组织程序被王部长一口否决,这个人又托人几次打招呼,但他始终顶住了压力没有办。有些同志建议做个顺水人情,王彦生说:“我们绝不能做这种自毁长城的事情。”

     王彦生对如何用人,有自己一套总结:对千里马型干部不亏待,让开拓者无忧;对老黄牛型干部不忽视,让实干者无悔;对包青天型干部不挑剔,让公正者无畏;对智囊团型干部不嫉妒,让谏言者无虑。

     2002年9月,牛玉禄提拨为曲周县委组织部副部长。此前,牛玉禄没得到任何消息。后来,牛玉禄为表达感激,想请王彦生吃顿饭。但他不答应:“玉禄呀,你要是心里真正过意不去,等我啥时候见马克思了,你给我送个花圈就行了……”

     在任丛台区委组织部长期间,一名干部多次找到组织要求提拔,并通过各种关系说情。在打了近两年的“公关战”后却毫无收获,这名干部气急败坏地找到王彦生“理论”:“都说你好说话,咋到了我这儿就往死里卡。你难道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吗?”

     王彦生拍案而起,“组织原则不是任意交换的筹码!你这种性格不改,迟早会栽跟头。”事后不到一年,这名干部就因违纪受到了处分。2007年,一位开发商想当人大代表,由于群众基础比较差,提名没有通过。他找到王彦生说:“只要能当上人大代表,花多少钱都行。”彦生义正词严:“人大代表是人民选出来的,不是用钱就能买来的!”

     这个开发商还不死心:“我就不信你跟钱有仇?”当即掏出两万块钱拍到办公桌上就走。王彦生也不示弱,抓起那两万块钱,冲着刚出门的开发商的背影就扔了过去……

     2002年县(市、区)党委换届时,曲周县委拟推荐他担任县委副书记,他考虑到符合提职条件的人较多,身为组织部长的他主动向上级提出,把提职机会让给其他工作资历更长的干部。

     2007年,丛台区委推荐他担任一个重要的正县级职务,他却委婉推辞,并主动找到考察组说,我身体不太好,还是把这个机会让给其他同志吧。由于一再谦让,他成为邯郸市在组织部长岗位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个,达11年之久。

     彦生已去,但办公室依旧,那件“绿色军大衣”还挂在衣架上,书架满满的,政治、文学、经济……与别人的办公室不同,他的房间里放着一些用过的医务器械,没用完的药……

 

不愿给人添麻烦

 

      2005年春天以后,王彦生常感头疼,一开始是隐隐约约的痛,到了6月底,感到头疼得难以忍受。7月,王彦生在妻子和女儿的陪同下去了一趟北京,一纸诊断使王彦生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——脑部左侧基底动脉梭形瘤。

     一个关乎生死的两难选择摆在了王彦生面前:做手术,需要二三十万元,且有下不了手术台或留下后遗症的风险;不做手术,等于在脑袋里安了一颗“炸弹”,随时可能引爆失去生命。他经过认真思考,最终放弃了手术治疗。

     他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:“花那么多钱,做完不见得比现在好,说不定还会拖累人,何必呢?即便手术成功,也恐怕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工作,何以报答组织的信任和关爱?现在除了偶有头晕头痛,没别的不好感觉,没准还能坚持做几年事情。”

     检查中,医生一度不相信眼前的王彦生竟是个病人。依据以往的诊断经验,这种病情早已让病人卧床多年。临走出医院时,医生告诫他千万不能劳累、着急,最好是卧床休息、安心静养。邯郸市委和丛台区委领导几次对他说“要保重身体”。他却说,“现在看来,病情结果无法改变,就让我用有限的时间多做一些工作吧!

     王彦生自己承受着巨大的煎熬和压力,可他不愿家人为他担心,总是乐观地说“没事儿”。因为忙,病情需要定期复查,2005年下半年,几次与北京专家约好,王彦生却因太忙去不了,一拖再拖,最后约在了2006年春节期间到北京看病。当时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张丽娟恰在北京的妹妹家过年,大年初一想让王彦生到家里去吃顿饭。王彦生却说:“不添麻烦了,看完病我们就早早地赶回去了。”

     张丽娟询问了住址,找了过去。一进宾馆,看到那个情景,张丽娟惊呆了。

     “那个小房间不及一般的旅馆房间大,那个灯光是黄黄的,那个褥单也是黄黄的,很一般。我当时说不上来的感觉,他说这挺好、没事!回我妹妹家的路上,我的眼泪忍不住往下掉。说实话:一般家庭的人员、一般工薪阶层、咱们出去都不会住那样的房子,何况他一个区委常委、组织部长,我觉得心痛……受不了……”

 

临走前的告别

 

    王彦生在博客中写道:“每当想起家乡的父老乡亲,想起他们艰苦的生活环境,我不敢有一点点放纵,否则我良心不安。”他和爱人既要赡养老人,又要供孩子上大学,加上救助贫困群众的开支,日子过得并不宽裕。

    刚到丛台区任职,他们一家人租房居住,女儿大学毕业,住不开了,才在一个比较旧的小区买了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。当时,还向亲戚朋友们借了5万块钱。得知自己的病情后,他怕自己万一还不了,便带着女儿上门一一认账。

    那一天,王彦生领着女儿,拿着纸和笔挨个来到那些亲戚朋友家,告诉女儿,咱们欠这个叔叔多少钱,欠这个伯伯多少钱……

    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死亡,他没有颓废、没有抱怨,更没有流露出半点脆弱。王彦生在博客中写道:生命对人是多么宝贵,应该倍加珍惜。但应该如何珍惜呢?那就是尽自己所能,多干一些对社会、对别人有意义的事情。我不能决定自己的生命,但我可以在有限的生命里,通过做更多有益的工作来延长自己的生命……

    儿时,王彦生小姨给了他母爱般的温暖。2009春节前,王彦生好象预感到了什么,不顾路途颠簸、病痛折磨,执意要回老家看看。

     这条路他太熟悉了。从迈出大山,到邯郸求学,从山区再到平原,30多年风雨,这条路他不知走过多少遍。一路无语,似乎,谁都清楚可能要发生什么了。这一次回来,王彦生看望了许多的街坊邻居,给他们都留下了二三百元钱。

    也就是在这个春节,王彦生和爱人带着老父亲和继母,还去了趟广西,他们要带着老人出趟远门,见见祖国的好山好水。

    在外人看来,王彦生像一台上紧发条的机器,每天在不停地超负荷转着。2008年底到2009年初,街道社区领导班子开始换届。大到选举方案、会议议程,小到会场的布置、选票的印制,都一一过问。

    只有妻子知道,丈夫已经累到骨头里了。很多次,她准备好热水,等着为深夜回家的丈夫烫烫脚、去去乏,可就在她去端水的这点工夫,丈夫已经和衣躺倒睡着了。看着王彦生像孩子一样酣睡的模样,妻子常常整夜坐在他旁边悄悄抹眼泪,也许只有此时,彦生才完全属于她。

    2009年2月4日,王彦生去世那天,丛台区要召开人大、政协“两会”,他早早起床,爱人见他脸色不好,劝他别去开会了,王彦生却说:“不行,这么重要的会议,我怎么能不去?”爱人拗不过,只好把早饭端给他,他坐在沙发上,硬吃了两口,刚一起身,突然“呀”的一声,接着就歪倒在沙发上……

 

生而有形,死亦不朽

 

    2月6日,王彦生遗体告别仪式举行。这一天,天寒地冻,冒着凛冽的寒风,闻讯自发前来的人越来越多。500朵白花,不够!1000朵,不够!1500朵,还不够!……

一位熟知王彦生的书法家含泪写下一副挽联——彦生长辞丛台垂首祭英烈,生为人杰滏河洒泪送忠魂。

    牛玉禄也来了,他怎么想不通,当年的戏言竟成了现实。在王彦生的遗体前,牛玉禄献上花圈,接着边哭边说,王部长,我要知道上天是这样安排的,我宁愿永远不给你送这个“礼”(花圈)……

    王彦生的老父亲,怎么也不愿承认儿子离他而去的事实。这个坚强了一辈子的老人,至今每天总会不自觉地捧着儿子的照片,嘴里默默地念叨着:我的好儿啊……

    49岁啊!

    再看送别王彦生时的影像,殡仪馆内外,挽幛如云,花圈似海,有人默默鞠躬,有人跪地不起……

    每个人心中都会为他祈祷:王彦生,一路走好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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